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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金哲红杀人“疑案”再审:自称遭刑讯逼供 儿子23年见父亲100分钟

2018-05-17    来源: 阅读:98

金哲红一路拄着双拐,下肢几乎完全失去自理能力,他颤颤巍巍走进长春某监狱会见室,缓慢地坐在律师对面。“等我出去了,让你们知道帮我这个人值得不值得!”声音很轻,像在吹气,但依旧带着东北男人的狠劲儿。他眼皮浮肿,23年的牢狱生活里,他患上糖尿病、肾结石、胃病、心脏病,面色像一把锅炉灰。

见面前一天下午,金哲红在监室里忽然放声大哭,眼泪和鼻涕混在一起,顾不上擦。管教看见了,跑过去劝:“金哲红,是不是又给维持了?你快别哭了!”上一次是六年前,金哲红的申诉被吉林省高院驳回。

管教扶着他,他哭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,哆哆嗦嗦从怀里掏出一张纸,那张捏出了褶皱的纸,上面写着“再审决定书”。

据吉林市中院第一次一审的起诉书描述:1995年9月10日17时许,金送租乘其摩托车的女青年李某去双河镇,途中欲与李发生两性关系,后用摩托车将李带到双河镇新立屯北沈吉铁路附近,与李发生两性关系,当李向金索要钱时,遭到金的拒绝,李以去公安机关告发相要挟,金唯恐事情败露,遂将李按倒在地,用双手猛掐其颈部,将其致昏,金认为李已死,便将李拖至铁路南侧路基下附近一草丛树林中的一沟内掩埋,后逃离现场。

第一次开庭,金哲宏当庭翻供,金哲宏描述,当时价钱没谈拢,死者李某并没有乘他的车,更不存在他杀人。吉林市中院则认定金哲宏构成故意杀人罪,判其死缓。

严格意义上算,从1995年案发到2000年的5年中,金哲红案经历了三次一审,两次发回重审,第三次吉林市中院判决结果还是死缓,吉林省高院维持原判,成为金哲红的第四次死缓判决。

23年来,金哲红的大姐、弟弟、前妻、同学先后为其申诉。如今,金家的兄弟姐妹已移居韩国打工,金哲红的妻子再嫁,曾经为他作证“没有作案时间”的人很多也已去世。

“你还有什么要求吗?”5月9日下午见面时,律师问金哲红,“让我儿子手机保持畅通。”他又叹了口气:“尽量快点开庭吧,我怕我这个身体等不到明年了。”

(金哲红入狱前)

摩托车上那个女孩

永吉县几乎没有什么大新闻。除了洪灾和两年前的假药案,这个位于吉林中东部的小县城如一潭死水。

小城风物转动缓慢,直到金哲红案决定再审,一些遥远的记忆才呼之欲出。“当年好像双河有个小姑娘被杀了,还给埋了。大家都不敢打摩托。”一位黑车司机记得,金哲红案一度影响了摩的生意。直到2000年,报纸上登出新闻,大家才松了口气,很多人以为“罪犯”执行了死刑。

据吉林省吉林市人民检察院吉市检刑起字(1996)第223号起诉书描述,朝鲜族的金哲红(原为宏,再审决定已更名)因杀人,于1995年10月11日被永吉县公安局收容审查,因犯杀人罪经永吉县人民检察院批准,于1996年2月5日由永吉县公安局逮捕。

1995年5月,金哲红从一个金姓熟人处购买,一辆老式建设50摩托车,黑色的车身保养得油亮,在县城里骑着很拉风。

案发时见到这辆摩托和死者的有四个证人,都是金哲红开的狗肉馆附近的拉活司机。

“我说5元钱,那个女的(死者李某)说2元行不行?”证人关某某说,他拒绝了李某后,金哲红开着摩托车追了上来,“小金子摩托车打火推走的,往哪去我们就不知道了。”司机徐某某证实,在李某谈坐车价格时,他也上前想让李某坐他的车,但是李某坚称没钱。

“我看见小金子驮着那个女的走了,往双河镇方向来了。”徐某某描述,死者胖乎乎的,穿着白色的风衣式的上衣,手里还拎着一个“白不色拉”的方便袋,鼓鼓的,装着很多东西。

警方及法院认定作案日期是1995年9月10日。据金哲红的大姐金梅回忆,那天是农历八月十六,按照朝鲜族的风俗,金家要给金哲红的父亲“摆贡”,“之前都是我操办,我调了工作,就那次让大红去办。”金梅说,多名邻居都能证明,案发当天金哲红带着老婆孩子去了母亲家,“摩托车上的女的就是我弟媳妇!”

死者的尸检报告中并未载明具体死亡时间,死亡时间均来自金哲红的供词。

代理律师袭祥栋认为,金哲宏案最大的问题,是没有直接的物证和人证,多份判决仅凭其侦查期间的认罪口供来认定“犯罪事实”:现场勘查笔录和法医鉴定中没有头发、指纹或精斑等能物证,证据不能证明犯罪人是金哲红。“在八九十年代,技术手段不发达,一些案子使用了‘狱侦耳目’。”袭祥栋说,与此类似的“浙江张氏叔侄案”同样采用了“狱侦耳目”,“仅凭口供定罪一定是不严谨的。”

金哲红案被称为“吉林叔侄案”, 死者同样是女性,搭车过程中遇害;司机被控与其发生性关系并杀人;被害人体内未留下精液,现场没有凶手的指纹、毛发和脚印;案发现场没有目击者;定罪证据除了被告人的口供,只有狱侦耳目提供的材料;被吿人均控诉遭到刑讯逼供。

根据永检技法医(2000)6号鉴定书显示:金哲红前胸三处疤痕系外伤所致,腕部疼痛与外伤有关,此外伤可定轻微伤。鉴定书还提到,金哲红一直自称九五年九月曾被绳索捆绑和吊打,九六年初曾要求给予鉴定未成。“他们不让我睡觉,渴着我,又给我喝拖地的那种脏水……我实在渴得受不了了,喝了好多……”被逮捕半年后,金梅见到弟弟金哲红的第一面,发现他身上有伤,金哲红称自己遭到了刑讯逼供,一直强调自己“没有杀人”。

律师袭祥栋说,在进监狱之前,金哲红已经拄拐。近三年,监狱里的金哲红越来越焦虑,去年,肾结石疼得他整夜无法入睡。“希望能快点开庭,我感觉撑不到明年了。”金哲红多次对律师表示。

(案发现场)

“二十三年弃置身”

用金哲红的双胞胎弟弟金哲松的话说,“那几年发疯一样救他,啥都不要了。”他们做好了“拉锯战”的准备,“十年八年,总能查明真相。”但经历了四次死缓后,金哲红一关就是23年。

金哲红的母亲59岁,儿子被抓半年后,得了急性白血病去世。“我妈不吃不喝,一股急火就没了。”金梅说。当时,她去口前派出所看弟弟,金哲红被人架着走出来,手背上有烟烫的伤疤,金哲红告诉姐姐:“我没杀人,我不签字,我签的都是‘金哲冤’。”

金梅租了一辆面包车,拉了十来个亲戚,弟弟金哲松做了条幅,金哲红八岁的儿子金迪与叔叔和妈妈一起跪在长春省人大门口,车堵住了门,吉林省高院金哲红案的负责人接见了他们,“你们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了,回去等消息吧。”

1997年12月1日,吉林省高院第一次将金哲红案发回吉林市中院重审,据重审函表述,重新审判时以下问题也一并查清:一、作案动机是什么?二、作案的第一现场在哪里?三、能否确定被害人死亡的具体日期(时间)?四、卷中公安机关法医鉴定情况说明记载,从胃内饱满程度,胃内容物较完整程度分析,被害人李某在最后一顿饭后半小时至一小时后死亡,被害人李某最后一顿饭在哪吃的,吃的什么以及饭后到被害期间的行动过程搞清楚。五、应进一步确定被告人是否占有作案时间?

但这些疑问至今没有得到解决。“之前的判决要么规避了这些问题,要么进行了模糊化处理。”律师袭祥栋说。

2000年8月,吉林省高院维持了死缓的判决:“本案情节恶劣,后果特别严重,但鉴于本案具体情节,可酌情从轻判处”。

“既然情节恶劣,后果严重,金哲红也一直不认罪,那为什么要从轻判处?因为关键在于仅凭口供定罪。”律师袭祥栋说,从判决书上看,法院对此是有疑问的。

金家开始了漫长的申诉。

大姐金梅请了律师。当时的监狱管理较为宽松,金哲红爱吃蒜肠,金梅想办法让弟弟吃上一口。金哲松常和哥哥打亲情电话,每次三分钟左右的电话内容几乎相同,都是金哲红委托他去找人帮忙,他嘱咐哥哥保重。

金哲红从没放弃申诉的机会。据卷宗显示,金哲宏在看守所羁押期间,曾试图给家属捎纸条,让家属找人证明他没有作案时间。

申诉一直没有进展,但监狱外的生活已经改变。

金哲红的儿子金迪上初中后,2007年左右,妻子李兰再婚了。“我劝她找,不为了自己,也得为了孩子。”大姐金梅常常接济李兰,但为了供金迪读书,她劝李兰改嫁。

在监狱里,金梅将李兰改嫁的事告知金哲红,金哲红脸拉下来,金梅说:“人家等了你十二年,再等你孩子念书咋办?”金哲红没说话,李兰让他在手续上签字。

李兰再婚后便不再提起金哲红。一年后,大姐金梅丈夫去世,金梅将申诉全权委托给律师。她与其他兄弟姐妹开始陆续去韩国打工。

离开永吉前,金哲松去监狱看哥哥,他没忍心告诉哥哥,自己要去韩国了。“你多注意身体啊!”金哲松说,金哲红不明白,还嘱咐他:“多配合律师,不用惦记我。”

直到后来,亲情电话打不通了,金哲红才从律师那里得知,兄弟姐妹都已经去了韩国。“求求律师们别放弃我,等我出去就知道我是人是鬼!”袭祥栋回忆,金哲红面容憔悴,显得很无助。

2012年,东北早春的西北风吹熄了最后的火焰。吉林省高院下达了驳回申诉通知,需要家属签字领回,这意味着金哲红案申诉失败,不能再审。“一直没人去取通知,最后就放在律师手里了。”金哲红的同学吴珊说。

驳回通知下达一年后,吴珊接到了金哲红的电话。在吴珊记忆中,最后一次见到金哲红,他27岁,眼睛里总是亮晶晶的,笑起来憨憨的,像《芳华》里的刘峰。“能帮我试试找法律援助吗?”金哲红在电话里有些激动。吴珊说,她曾在报纸上看过金哲红的案子,“我电话十几年一直没换过,能给我打电话也是走投无路了吧。”

吴珊不懂法律,只能在网上搜寻关键字,找寻愿意为此案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。她将为金哲红奔波的事称为“命里注定的缘分”。

但过程不像想得那样简单。她跑遍公检法部门,得到最多的就是“回去等消息”。一位检察院的老检察官看了金哲红案的情况后说:“这里头水太深了,这个案子想平反太难了。”最后,她在网上找到了洗冤团队的律师伍雷、常玮平和袭祥栋等人,发了材料,对方答应提供法律援助,但申诉依旧石沉大海。

转机来源于一条微博。2014年7月,有媒体报道了金哲红案,当天,吉林省高院就发了微博称将立即调取该案全部卷宗,认真调查了解情况,及时依法处理。“我们当时高兴坏了。”律师袭祥栋说,他们等了一年,没有任何回音。袭祥栋找到检察院,检察院的人员调查后给出回复:这个案子已经在法院“自纠自错”的流程中,检察院只能口头帮忙催促。

2016年,代理律师们找到了位于沈阳的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,他们给彼此打气:“刘忠林案(2012年3月28日,刘忠林故意杀人案开庭再审,今年4月20日刘忠林被宣判无罪)也一直审了没判这么多年,再等等。”

每次与律师打交道,金哲红都显得着急,看到一起冤案平反后,他面容焦躁,有些不高兴:“为什么他们没我冤的案子都平反了?我啥时候能再审?”

今年3月26日,吉林高院决定再审金哲红案,再审决定书写道:本院经复查,认为原生效判决、裁定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、不充分。

抱着再审决定书,金哲红一晚上没睡着觉,早上起来时,决定书已经皱皱巴巴。

“等到我弟弟开庭那天,我们这些在韩国的兄弟姐妹一起买机票都回去。”大姐金梅说。

一棵小白杨

永吉县距吉林市20公里左右,有很多条不算宽阔的杨树道。仲夏之夜,风把杨树的叶子吹得哗哗作响,像在鼓掌。金哲红曾在大姐金梅的单位晚会上唱过《一棵小白杨》,那时他已从部队退伍,个子不高,但站得笔直,还带着手势动作,“金哲红唱得太好了,我们开不了口了!”原来准备歌唱表演的同事放弃了演出。

金哲红与双胞胎弟弟金哲松,从小是永吉县中小学文艺汇演的骨干,他们从舞台的两个方向相对跑出,定身回头亮相,两张脸一模一样。“我们哥俩常写歌作曲。”金哲松说,他们弹吉他和电子琴,金哲松痴迷作曲,信手能弹出美妙的曲子。

两张相同面孔下,兄弟俩的性格却天差地别。大姐金梅回忆,小弟金哲松爱动手,在外面经常和人家打架;而金哲红则和善仁义,老实规矩,很少和别人起冲突。很多次,金哲松在外面惹了事,跑回家来,向父母说是金哲红在外打架。

“大红仁义,也不反驳。”金梅在电话里的声音柔软下来,“哎,大红啊,也不知道是胖了还是瘦了?”她已经57岁,在韩国每天打工12小时,最近她和几个兄弟凑了五千块钱,寄给监狱里的金哲红。

在金哲松眼里,哥哥金哲红特别能干。从部队回来,金哲松给哥哥拉了一车冻梨,几毛钱一斤,零下三十多度的数九寒天里,金哲红拉着冻梨去桦皮厂卖,冻得龇牙咧嘴。他怪哥哥太认死理儿,“反正最后也是让你招了,还挨那么些打干啥?”金哲松收起有些混不吝的语气,“到头来我哥哥像狗一样活着。”

儿子出生后,金哲红办了停薪留职,盘了两间房,一间做狗肉馆,一间做食杂店,租给一个老人经营。饭馆开在双河镇黑石村的一个岔路口,取名“路吉顺”,寓意吉祥通达。金哲红掌勺,妻子做起服务员。门口常有些拉活的三轮车和摩的,空闲时,金哲红也偶尔拉一趟摩的。

1995年9月29日,永吉县双河镇新立屯北沈吉铁路附近发现一女尸。根据法医鉴定:被害人李某系右前额受外力打击,扼颈导致昏迷状态下,被用泥土埋上半身,吸气时吸入大量泥沙,阻塞气管、支气管,同时伴有异物刺激,使气管强烈痉挛收缩引起窒息而死亡。消息很快在县城传开,成为人们饭后的惊悚谈资。

金哲红与修车的许志一起到弟弟金哲松家吃饭,酒桌上,金哲红忍不住提起这件恶性杀人案:“你知道咱爸撞死的地方又死了个女的吗?”金哲松心里一惊,他们的父亲数年前死于一场火车事故。“听说岁数不大。”金哲红喝了一口酒,有些沉闷。

11天后,金哲红被捕。金哲松的岳父接到了在派出所上班的朋友电话:“金哲松在家不?”“在呢,咋啦?”“在家?我咋看见他在派出所让人打得不像样呢?”

金哲松的岳父想了想,“可能是他哥!”

金哲红被捕的第二天,金哲松托人去派出所看哥哥,被告知“只能在窗户瞅一眼”。金哲松找到哥哥关押的窗口,金哲红被铐在屋里的暖气片上,身上布满了脚印,“你杀人了吗?”金哲松喊了一句。

“我没有,救我!”

(金哲红家,现在已无人居住)

电话无人接听

金哲红被捕时,金迪刚过完两周岁生日不久。小时候,姑姑和叔叔一直告诉他:“你爸没杀人,是冤枉的。”金迪不懂什么是冤枉,只知道父亲在监狱里,但不是个坏人。

第一次去监狱见父亲,大姑金梅把他推到金哲红面前,“金迪,你看这谁?这不是你爸吗。”四五岁的金迪愣愣地盯着消瘦的金哲红,紧紧抿着嘴,不说话。五六次之后,他才对“去看父亲”这件事没那么抗拒。

但直到现在,金迪都没开口叫过一次“爸”。他们彼此没有任何称呼。“我们的关系,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吧。”

小学时,金迪总考“双百”,是班里的好学生。许多不学习的学生把他逼到角落,让他帮忙写作业。金迪只得一个人写好几份作业。“我没爸,不想告诉我妈。自己也打不过他们。”

初中后,他开始上网查找资料,想快点长大养家糊口,分担为父亲奔走的费用。

彻底明白自己是“杀人犯”的儿子后,他变得小心翼翼,很少在班级里说话、回答问题,他经常一个人低着头坐在教室里发呆,守着父亲的秘密,没有说得上话的朋友。

小学的校园暴力延续到了初中,课业繁重,找金迪写作业的人开始多了起来,铺天盖地的卷子,像下雪一样,一片片落在他的桌子上,有的落在地上。金迪沉默地坐在椅子上,“拿回去,我不写。”他平静地说。

拳脚招呼上来,金迪闭着眼睛,鼻子里哼出一声笑,“我打不过,我咬他们。”最终,浑身是伤的金迪获得了胜利——没人再找他写作业。那天,他拖着带有血迹的手臂走了很久。

“金迪太内向了。”大姑金梅说,金迪越大,越和家里的人不咋亲,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。

23年来,金迪与父亲一共见过二十次左右,加起来大概一百分钟。

每次,金哲红见到儿子,都是严肃冷峻的,像那年冬天卖剩下的冻梨。“知道不?”“明白不?”“去办”,像当年在部队对一个下属训话。为了不错过每个月一次的亲情电话,他甚至希望儿子换一份可以随时用手机的工作。这让金迪很反感,“每次都是这种命令的口吻。”而且父亲每次都嘱咐让母亲保重身体,但很少关心他的成绩、恋爱和理想。

他并不知道,有一次,别人问金哲红,“要是以后得了赔偿想干啥?”金哲红不假思索地接话:“给我儿子买房子,让他风风光光地结婚。”

金迪不曾表露自己的不满,但有两次,这对父子不欢而散。一次是金哲红提起再婚的妻子,“等我以后出去了还让你妈和我过。”金迪当场站了起来,呼吸了几大口,然后离开。“他把我妈当什么?一件物品?说和谁过就和谁过?太自私了!”还有一次,也是母亲再婚后,金迪独自去看父亲,父亲要求母亲往监狱的卡里打钱,金迪满脸不高兴:“他可以要求我打钱,我是他儿子,但是我妈已经重组家庭了!”

在金迪的印象里,再婚后,母亲依然关注父亲的案子。“你爸的事有信儿了?”母亲偷偷在微信问金迪。她很少再提起金哲红,在仅有的只言片语中,金迪知道,父亲是个“文艺青年”,会弹吉他和电子琴,迷住了当年的母亲。

去年过年,监狱会见室排队,见面只有三分钟,父子俩默契地半低着头,依旧没有称呼,“让你妈保重身体。”父亲嘟囔着,还是命令式的。

父亲拿到再审决定书的第三天晚上,金迪露出了难得的笑容。关于父亲的过去,他仍是一片空白,从记事起,“杀人犯”“监狱”“冤案”就与他的童年和青春血肉相融,“如果他平反了,出来以后再慢慢了解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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